七年里，许多美国中西部农场主记住了一个日期——7月6日。那天仓库里装满了去年秋天的大豆，卡车少了，电话静了。第一轮加征关税落地后，中国的订单骤然转向，巴西和澳大利亚的豆船挤满港口，他们原以为会被迫就范的买家，并没有回头。破产申请开始在县法院一份份递交，价格曲线像突然被按住的弹簧。彼时，很多人仍未意识到，一场“你动我也动”的连锁博弈才刚刚开始。
判断与误判
彼岸的华尔街观察者很早提出异议。2018年，保罗·克鲁格曼在专栏里写下“赢不了”的，他的理由很直白：贸易战的代价会转嫁给美国消费者，而中国的进口缺口可以从别处补齐。四年后，他又在2022年重申，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既愚蠢又昂贵，结果就是彻底失败。克鲁格曼的逻辑一以贯之，他在专栏中反复解释，关税就是税，进口商先付账，最后进超市的就是更贵的商品；中国维持外贸顺差对整体经济具有关键意义，遇到冲击会主动重构供给来源，因而承压能力更强。
与他同调的还有史蒂芬·罗奇。这位老派的全球观察家在2019年警告，美国低估了对手的韧性，把政策建立在“虚假叙事”之上。到了2024年5月，面对新一轮加征，他的用词更尖锐——灾难风险、超级大国冲突——6月又在采访中直指要害：美国可能陷入一场“永远的贸易战”，这是历史性的失误。罗奇把这套政策称作“复合错误”，尤其提到对中国的处罚性措施和所谓全球最低10%关税率的构想叠加在一起，必然带来政策不稳定。
回到开端：从钢铝到清单
真正的导火索其实更早。2018年3月，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名，对进口钢材、铝材分别加征25%和10%的关税，矛头直指中国与其他出口国。一个月后，又公布了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加征清单，理由换成了“知识产权”。进入6月，关税正式执行，中国的对等反制随之落下——农业、汽车成了对准美国的重要靶向品类。这种来回的“以牙还牙”，在7月6日的实操中敲醒了中西部的谷仓。
制度小札：关税与博弈
关税的本质是入口税。征到港口的是税号，落到采购单上的是成本，最后在收银台结账的，是日常的每一笔消费。对政客而言，关税看上去是快捷的筹码，因为不必走冗长立法；对供应链来说，它却像一只突然套紧的箍。2018年的钢铝关税属于“国家安全”口径，后续对中国商品的清单更多源自“301调查”。而当后来有人提出“全球最低10%关税率”，意思是对任何进口品都加一刀，这已经近乎全面改写美国长期的最惠国待遇和自由贸易承诺，市场的预期自然混乱。
稳与乱的对照
观察这七年，最刺眼的对比不在谈判桌上，而在政策节奏上。克鲁格曼指出，美国的激进与不可预测，反衬出中国的稳。后者的官方口径一以贯之——不主动惹事，也不怕事，施压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企业层面，则体现为一种“用脚投票”：不少中国企业自发减少或停止对美采购，消费者转向本土替代。巴西牛肉迅速顶了上来，美国液化天然气对华出口曾因此停摆70余天；美国的牛肉出口商里，近400家失去了对华出口资格。彼时，中国的航空公司也暂停购买波音客机，订单转投欧洲供应商。供给会寻找新的渠道，资本会遵从预期，这些都发生在政策口号之外的日常里。
升级的回声：2019年的二次冲击
2019年，压力阀拧得更紧。美国把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税率从10%提升到25%，中国则以600亿美元的反制回应。彼时，海上能源和农产品的价格曲线再次被重写：前述液化天然气的“七十多天空窗”就发生在这个窗口期，牛肉行业连带受损，近400家出口商资格被注销。航空业的调整则更直观，工程团队忙着与欧洲新伙伴磨合。关税不是精密手术刀，它更像一记钝器，打下去的地方四周都会疼。
短暂的缓和与疫情的扭转
当各方都发现疼痛并不会自动带来让步，2020年1月出现了缓和的契机。中美签署第一阶段协议，中国承诺在基期之上额外采购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与服务，美国也暂停了部分关税。若无意外，也许双方会在一个更低烈度的摩擦区间内寻找平衡。但意外比政策更快，疫情瞬间撕裂了美国的供应链，却没能阻挡中国的复工复产。随着生产端加速恢复，中国出口在随后反弹，这既消解了第一阶段协议的部分预期，又反向证明了产业链韧性。
内政的牵扯
政策的外部回声常常被内部政治放大。特朗普政府一开始尝试团结企业、农民、乃至更广泛的公众做后盾。可农民是共和党的基本盘，大豆价格一落，他们就不愿再做沉默的支持者。企业界也不断发声：供应链被打乱，成本明显上行。冲突升级到2025年春天，连国会的政客也在听证中承认，过度的关税是一桩致命错误，曾经把关税水平推高到145%，远超市场承受，直接导致供应链断裂、企业成本激增。白宫新闻秘书也这些做法加剧了国内的撕裂，而且并未实现原先宣称的目标。罗奇早前就说过，中国在冲突中体现出高度一致的立场，而美国则是“政府、企业、民众各有心思”，这话在多年后被现实一次次印证。
第二幕的火力与“永远战争”之虑
时间推到2024年5月，美国又把电动汽车和半导体等品类的关税从25%提到100%。中国随即对美国汽车与电池加征关税。等到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开始，关税的外延不再局限于双边，整体平均水平被提至54%，范围扩展到全球。中国在4月3日做出报复，将关税提高到84%；美国在4月10日再加码至125%，中国誓言反击。最后在5月11日，两国同意90天休战，美国将关税临时降至30%，中国降至10%。休战期随后延长，但贸易赤字并未显著变化，美国制造业的回流进展缓慢。
媒体与学界几乎在同一时间给出评语。南华早报把这类全面保护主义的风险称为新型的“永远战”，是历史性的误判；彭博社则直言，美国的贸易政策缺乏一贯性，更多成了国内政治攻防的一部分。2025年3月27日，罗奇在访谈里强调，美国政策频繁变换、持续低估中国的协调能力，结果是自我伤害；4月16日，克鲁格曼再次点名——中国的韧性与全球供应链的稳定超出许多人的想象，而美国的强力措施反倒直接推升国内通胀。
叙事之外的小常识
- 关税传导：从征收点到消费者，中间夹着供应商、分销商和零售端。企业会尝试消化，但当幅度达到25%、100%这种量级时，转嫁是必然的。
- 替代效应：农业与能源最先显影。巴西、澳大利亚的农牧产品迅速填补订单缺口，海上能源的船期也会被重排。需求不会“消失”，它只会“转弯”。
- 航空与高端制造：一边暂停波音的采购，一边追加欧洲供应商的订单，是典型的大额资本品替换路径，影响跨越几年。
- 全球最低关税的冲击：若对所有进口品设定统一底线，相当于抬高整体物价水平的“地板”，在通胀环境下尤其冒险。
回望起点与终局
再回看2018年的起手式，就能理解为何很多经济学家说“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从钢铝开始，到500亿美元清单，再到2019年把2000亿美元的税率从10%抬至25%，中国以600亿美元反制、以暂停波音订单、以能源与农产品快速替代作为回应，都是标准的国际贸易博弈动作。外交层面的表态也始终冷静——不生事，不畏事，外部施压并非解决之道。企业与消费者的选择，实实在在地将这些话落到了市场。
当2020年1月，第一阶段协议写入“中国将在一段时间内多采购2000亿美元美国商品”的承诺，美国相应暂停部分关税，似有转圜。然而疫情重塑了供需，打乱了原要靠时间慢慢愈合的裂痕。等到2024—2025年新一轮加码，电动汽车与半导体的关税一度被推至100%，再到54%、84%、125%的轮番抬升，最终不得不靠一纸“90天休战、美国降到30%、中国降到10%”的约定来止血。休战延长过后，贸易赤字依旧，制造业回流却不如预期，这本身就是答案。
心态与现实的分岔
克鲁格曼喜欢用可量化的数据解释问题，他把美国通胀的一个分项上行，直连到关税的间接税效应；罗奇更注重战略层面的叙事，他会提醒政策制定者，不能凭借臆想去定义对手。两人的路径不同，却指向同一处：如果误判对手能力与自身承受力，政策的副作用会反噬本土。现实层面也给出了坐标——中国的产业链稳固，内生创新提速，电动汽车出口在这几年保持增长。如果美国不调整策略，它将会在较长时期内面对结构性贸易赤字的压力。
故事没有按传统的“谈判-让步-胜利”剧本走。特朗普在多个场合威胁重启冲突，贸易战的阴影仍在。可从农场的仓库到城市的超市，从航空公司的订单簿到能源公司的装船表，市场参与者给出了另一种“脚注”：当政策选择偏离基本经济规律，“永远战”的代价会落在每一个具体的价格上。
与朋友谈起这一段岁月，很容易想到一句老话，“治大国若烹小鲜”。外部施压并没有把对手压垮，反倒暴露了自身政策的短视和执行的摇摆。历史不会给出一次性的裁决，但会把每一次选择的成本记在账上。七年的往复，正是一本沉甸甸的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