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卓然，在中国共产党的辉煌历史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曾是红五军团的要员，与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等众多红军将领并肩作战，共同参与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遵义会议。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硝烟弥漫之中，这位杰出的红军将领逐渐淡出了历史的焦点。新中国成立之际，李卓然并未担任显要职务，而是长期过着闲散的生活。
01、早期革命者
李卓然，于1899年11月10日，在湖南湘潭县的一隅贫瘠农舍中呱呱坠地。1917年，他迈入湘乡县立中学的校门，于此投身于五四运动的汹涌浪潮，成为先进学生团体中的活跃分子。随后，他毅然远渡重洋，踏上法国的土地，投身于勤工俭学的艰难征途，在当地的工厂与学校里，一边辛勤劳作，一边汲取知识的滋养。
1922年的酷暑季节，李卓然毅然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队伍。次年，他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正式成员，肩负起了旅欧支部党小组的重担。
李卓然的身影穿梭于世界各地，在苏联深入学术殿堂，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以及列宁格勒的军政学院。在这段学习生涯中，他亦担任了中山大学党支部的组织委员，并跻身军政大学党总支的行列。1929年，他毅然决然返回祖国，将满腔热情投入到上海的兵运训练事业中，同时投身于军事条例与条令的翻译工作。这部作品由此成为红军在政治工作领域参考的首部重要条例。
1930年秋，李卓然受命前往中央苏区，担纲一系列极为关键的职务。这些职务涵盖了中央红军司令部总直属队党总支书记、毛泽东主席办公室的主任、中央局代理秘书长、赣南特委委员及赣县县委书记、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以及红三军、红四军和红一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在这些重要岗位上，他亲身参与了第二至第五次反“围剿”的艰辛战斗，并有幸与毛泽东、朱德等红军杰出领导人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缔造者并肩作战。
李卓然凭借其丰厚的阅历与卓越的成就，在长征那段充满挑战的岁月里，展现了其坚如磐石的政治信仰。他曾深情地回忆：“我对毛泽东的印象尤为深刻，他不仅才华横溢，更具备非凡的能力，在我眼中，党内几乎无人能与之并肩。” 1931年年底，李卓然被召回瑞金，肩负重任，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期间业绩斐然。不久，周恩来亲自与他进行了深入交谈，并提出了宝贵的指导意见，期望他能与红五军团政委朱瑞对调，以期更充分发挥其才华。
在这场关乎生死存亡的征途中，中央红军巧妙布局，中央机关位居核心，肩负中枢调度的重任，而红一、三军团则坚守在最前沿，构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红五军团则担任后卫，肩负着至关重要的使命，坚守在后方。与此同时，红八、九军团分别部署在两侧，共同构筑起一道坚固的防御屏障。红五军团，这支以宁都暴动英雄为骨干的英勇部队，承担着保卫中央机关安全与抵御追兵的双重任务。在长征的漫长旅途中，红五军团的位置始终坚定不移，其重要性显而易见。
在漫漫长征征途中，红军内部不时滋生削弱战斗力的消极因素。战士们对中央转移的战略意图和目标认识不足，许多来自中央苏区的战士难以割舍对故土的眷恋，抵触迁徙，这一情绪导致旷课和逃役问题愈发严重。面对这一挑战，政治工作的关键作用愈发凸显。正如李卓然所强调：“我们必须借助政治工作的力量，确保每一项战斗任务都能完美完成。”为有效破解这一难题，李卓然与红五军团中央代表陈云亲自深入问题最为突出的部队，深入调研实际情况，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有效遏制了旷课逃役现象的蔓延。
在长征的辽阔征途上，红五军团始终坚守后卫阵地，肩负起抵御敌军追击的重任，为红军主力北上铺就了一条安全的通道。李卓然与董振堂所率领的红五军团，英勇无畏，积极发起阻击战，始终与中央部队保持约一两天的行军间距。每当敌军紧追不舍，红五军团总是挺身而出，迎难而上。有时，他们刚刚安顿下来，敌人便紧随其后，甚至一度侵犯了军团部的领地。这种危机四伏的形势，一目了然。
某日，李卓然正与彭德怀通过步话机交谈之际，敌机突然发起了毫无目标的猛烈扫射。事发突然，李卓然身边的数名战友未能及时躲闪，不幸英勇捐躯，步话机也在枪林弹雨中损毁。令人称奇的是，李卓然却仿佛得到神助，奇迹般地避开了这场灾难。
湘江战役堪称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最为惨烈的战斗之一。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中，红五军团英勇地担任后卫，承受了巨大的牺牲，却依然为中央机关及各部队安全渡江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然而，在圆满完成使命之际，红五军团却不幸未能及时收到撤退的指令。
若执意独行，其后果难以预料。在这严峻的挑战面前，李卓然当机立断，下达了撤退的命令。在亲自的指挥下，军团部已成功渡过了江河。随后，他派遣了一名忠诚的警卫员骑马疾驰返回湘江桥，传达了紧急的指令，严令剩余部队不论人数多少，务必迅速渡江。
在这场撤退战役中，红五军团的第三十四师不幸陷入了敌军的重重包围，四面八方的通路均被敌军严密封锁。激战之中，超过5000名英勇的官兵壮烈捐躯。
02、加遵义会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胜利地占领了位于贵州省北部的关键城市——遵义。尽管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见解在党内逐渐赢得了多数同志的赞同，但围绕军事战略的讨论在党内依旧激烈。为审慎研讨在黔北建立苏区根据地事宜，并总结自反“围剿”第五次战役和长征途中的军事指挥经验和教训，党中央决定，待所有党委成员悉数抵达后，即刻召开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
1月13日的夜晚，党中央以“恩来”为号，向李卓然与刘少奇发出了紧急电报，指示他们于次日（即1月15日）抵达遵义市。这封电报，时至今日，仍是我们所掌握的唯一一封关于遵义会议召开的官方通讯。从桐梓县至遵义市的路途，必须穿越险峻的娄山关。为了抢夺每一分宝贵的时间，李卓然与刘少奇骑马疾驰，最终准时到达了指定的地点。
1月15日的拂晓，遵义会议正式拉开了序幕。夜幕悄然降临之际，毛泽东得知李卓然已安然抵达，他的心情顿时畅快许多。尽管此时他正遭受高烧的折磨，他还是毅然决然地无视医嘱，邀请李卓然立即前往他的住所，就后卫军团的事宜进行深入探讨。李卓然向毛泽东如实汇报了后卫部队近期所经历的战斗实况，其中包括了湘江战役中的重大伤亡，以及部队指战员中普遍涌现出的不满情绪。
毛泽东闻言而笑，对李卓然言：“卓然啊，你敢于直言，这正是我期待的真知灼见。你所提及的军队怨声，莫非是对中央有所微词？”李卓然点头，如实相告。毛泽东沉思片刻，缓缓说道：“卓然同志，你所提供的信息至关重要，望你能在次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详尽汇报军队现状。”果然，李卓然参加了1月16日至1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期间，他与刘少奇同住会议室楼下相邻的房间。会上，李卓然毫无保留地阐述了军队的真实状况。他详尽地描绘了红五军团护送任务中的困苦与巨大牺牲，以及官兵对中央“三人团”指挥失误的强烈不满。他明确提出，应调整不适宜的领导人员。
在会议现场，李卓然等将领毫无保留地剖析了“左”倾军事路线带来的严重后果，并对调整错误领导层的必要性坚定地阐明了他们的决心。凭借其丰富的战场实战经验，这些身经百战的前线将领勇敢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核心的正确路线给予了坚决的拥护。这一举措对于巩固毛泽东同志在红军以及党中央中的领导地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李卓然，遵义会议二十位与会者之一，坚定地站在了毛泽东所倡导的正确路线一边，为中共历史上的这一关键转折点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卓越力量。在会议期间，他勇于直言，对王明的“左”倾军事路线进行了锐利的批评，并坚决主张由毛泽东领导红军北上抗日，这一战略决策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极为深远，它助力中国革命摆脱了危机，开启了通往胜利的宽广道路。会议期间，他还特地前往干部休养所，亲自探望了正在接受治疗的军团参谋长陈伯钧。
会议结束之际，他迅速抓起电话，将会议的详尽内容传达给了军团机要科长贺光华。回到驻地后，他又将会议精神向军团直属部队及团级以上干部进行了传达。自遵义会议以来，凭借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红军接连取得振奋人心的胜利，士气因而大幅提升。身为红五军团的一员，李卓然肩负着保卫中央机关和全军安全的关键职责。在横渡金沙江的征途中，他率领红五军团与穷追不舍的敌军展开了激烈战斗，并成功穿越了金沙江。1935年6月，中央红军抵达懋功，红五军团在董振堂和李卓然的指挥下，历经数省辗转，始终坚守在后卫阵地，不断击退敌人的进攻，最终确保了中央红军抵达陕西，并为红军各部的胜利会师做出了重要贡献。
03、领导西路军
“四方面军，同样是红军！”在这股激昂的氛围中，李卓然虽未置身于那些中央会议之中，对张国焘与党中央之间的分歧一无所知，却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前往四方面军的征途。纵然他并未赢得张国焘的信任，却凭借其卓越的才华和杰出的表现，赢得了四方面军全体将士的崇敬与尊敬。
众人共识，确保组织的高度统一与构建最高集体集权领导，已成为当务之急，亦至关重要。李卓然对任弼时关于党和军队统一问题的正确认识给予了坚定支持。继而，他携手朱德总司令，对张国焘企图分裂党和红军的恶劣行径进行了有力抵制，并对红四方面军后续的北返行动贡献了巨大力量。以1936年9月为例，西北局在漳县召开会议，与张国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朱德与张国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详尽地阐述了四方面军不应西进，而应北进的合理依据。徐向前、陈昌浩、傅钟、李卓然、肖克等领导同志均一致赞同朱德总司令的见解。面对这一严峻局势，张国焘在无奈中，不得不接受北进的决定。
在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汇聚一堂之际，党中央与中央军委目光投向开辟西北抗日战场，并积极寻求打通国际战略通道，进而制定了先夺取宁夏，再向甘西进军的战略方针。至1936年10月底，红三十军、红九军、红五军依次成功渡过黄河，踏上西进之路。9日，驻守河西地区的部队正式启程，开启了西征之旅。8日，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向红军总部与红四方面军发出复电，正式将河西部队命名为西路军，并任命陈昌浩、徐向前分别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正副主席。
自西路军成立之初，李卓然便担纲政治部主任一职。为确保西进战略的顺利推进，他倾注了满腔热情与无尽精力，专注于政治思想工作。李卓然常与战士们进行深入交流，向他们阐明，战斗不仅是对勇气的考验，更是对智慧的磨练。唯有勇敢与智慧兼备，方能战胜强敌。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他坚持不懈地传达中央军委的决策，以此振奋士气，鼓舞军心。此外，他还亲自创作歌曲，与战士们共同吟唱，激发他们的战斗热情。
“短短数月之内，西路军这支由两万勇士构成的队伍，便锐减至不足千人。” “许多昔日的战友，还在凌晨的战场上与我们并肩浴血，转瞬之间，却在中午时分与我们渐行渐远。” “我们敬爱的连长和指导员的英勇牺牲尤为令人痛惜，我的警卫员常不顾自身安危，挺身而出，接替连长和指导员的职责，但往往刚承担起这份重任不久，便英勇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撤离至祁连山之前的黎园口战役中，连炊事员也义无反顾地拿起扁担，勇敢地投身于战斗。敌人起初误以为这是新型武器，一时间，他们不敢轻易逼近。
1937年三月，时值中旬，西路军面对着实力相差悬殊的严峻挑战，终是陷入了困境，兵力锐减至不足三千人。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在经过一番讨论后，会议作出了关键性的决策：指令徐向前与陈昌浩同志脱离队伍，返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当前的局势。与此同时，会议决定组建一个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八位同志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卓然同志被任命为工委书记，肩负起全面指挥西路军的重任。
本次会议确立了西路军挺进祁连山脉的详细行军路径。面对重重危机，李卓然毅然主张部队集体行动，旨在最大程度地规避与敌军正面交锋，以此保留实力，并在关键时刻撤离至延安。在李卓然、李先念等将领的指挥下，西路军余部千余人历经重重困难，成功突破马家军的围追堵截，最终退守至祁连山脉的深处。
李卓然坚信，部队之所以遭受挫折，其根本原因在于失去了党中央的英明指引。基于此，石窝山会议改组后，首要之务便是尽快与党中央恢复通讯联系。他与电台技术人员积极商讨，如何在汽油和电池资源匮乏的情况下，研制出手摇发电机。在雨势中，大家不知疲倦，埋头苦干，终于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中央的来电明确指示：“西路军须突破祁连山，前往新疆的星星峡，党中央将派遣陈云、滕代远两位同志前来接应。”李卓然对警卫员邱正基感慨地说：“孩子们，我们流离失所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我们找到了可以依靠的‘爹娘’！”
“面对形势的严峻与条件的极度苛刻，李卓然毅然决然踏上征程，克服重重困难抵达新疆，成功保留下革命的中坚力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
04、任部长
1937年的尾声，李卓然回到了延安。在他回归的途中，有人将西路军的挫败归咎于他，但他难以承受这样的指责，选择了保持沉默。对他的负面影响，远非西路军的失败所能概括。自李卓然从中央红军转入红四方面军工作以来，张国焘南下的风波便为其政治生涯笼罩上了一层阴霾。身为红一方面军的干部，他曾服务于毛泽东的办公室，随后晋升为红五军团的政治委员，并在遵义会议上坚定地站在了毛泽东一边，赢得了他的高度重视。中央派李卓然前往红四方面军，实则是出于“掺沙子”的策略。
1935年8月，红军总部决定将一、四方面军合并编队，分为左右两路。朱德、张国焘、刘伯承指挥左路军，而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则随右路军行动。然而，1935年9月爆发的“密电”事件，导致毛泽东等领导率领右路军独自北上。张国焘则率左路军南下，另立“中央”，制造分裂，提拔了一批新干部，李卓然也因此晋升为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在这场风波中，李卓然与众多红军高级将领都感到困惑，对局势一无所知，只能遵从命令南征。事后，众多同志纷纷证实，李卓然在张国焘南下的问题上，实际上是受到了无端的牵连。
“针对张国焘未经许可擅自设立‘中央’之举，……该委员会名单的拟定，纯属张国焘与黄超的私谋，其他成员对此一无所觉。在那个夜晚的会议中，我们事先全然不知情，即便是陈昌浩同志，对会议的真正目的亦一无所知。”
李卓然回到延安之后，陆续担纲了总政治部宣传部长、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长、西北局宣传部长、西北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主任，以及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等多项关键职务。
习仲勋、马文瑞、张邦英、张经武、李卓然（前排就坐）、贾拓夫、王维舟、林伯渠、贺龙，以及张德生（后排站立）、杨明轩等。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李卓然作为陕甘宁边区和西北局（1941年5月，中央决定把原中央西北工委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负责人，创办了大众读物社和西北局机关报《边区群众报》，为边区的思想政治工作、宣传、文化、教育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他没有亲自奔赴战场，但他依然积极投身于工作中。李卓然亲自带队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1941年9月至11月，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带着西北局宣传部干事秦川（建国后曾任人民日报社长）、柯华（建国后曾任驻英大使）等人到陕西宜川县的固临镇进行深入调研，通过访谈贫农、中农、富农、村干部、小学教员、老秀才、“二流子”等，收集大量数据，形成了长达近10万字的调查实录和初步分析，真实反映边区的情况。陈云阅读《固临调查》后感到非常满意，并亲自审核。
在李卓然领导西北局宣传部门期间，他坚决遏制了“左”倾思想的扩散。以1942年的“抢救运动”为鉴，延安各机关均接到命令，要求依据既定标准捕捉所谓的“反革命”。即便《边区群众报》社亦难逃此劫，全体员工无一幸免，遭受了怀疑和审查。其中，部分同仁不得不承认虚构的事实，试图以此规避惩罚。然而，在这场风波中，胡绩伟、金照、谭吐三位正副主编却奇迹般地免于难，报纸一度险些被迫停刊。西北局宣传部得知此情，立即向李卓然汇报。鉴于他此前在清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中积累的经验，李卓然对“抢救运动”的政策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他深刻意识到这场运动绝不能让《边区群众报》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因此采取了一系列谨慎的措施，成功保护了报社的全体人员。
那些被贴上“反革命”标签的同志，怀揣着对新闻事业的无限热忱，不论是否认同虚构的事实，他们依旧全身心投入工作，保证了《边区群众报》的顺利发行。李卓然同志更是毅然决然地反对了企图以“左”倾方针接管宣传部的行为。据曾任西北局宣传部干事、秘书、科长、处长的柯华回忆，当时一股极为严重的“左倾”思潮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蔓延，一些地方甚至将大批地主驱逐出家园，随意处置富农的土地和财产，甚至侵犯了中农的利益。
1947年，在全国土地会议上，西北局代表李卓然对柯华的观点表示认同，并着重指出宣传部门不应落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掌控，而应交由工农干部来负责。李卓然强调，行事必须谨慎从事，正是这一态度，使得当时偏激的“左”倾倾向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在康生主导的延安“抢救运动”期间，众多单位遭受波及，但在李卓然的领导下，西北局宣传部并未让任何一名来自白区的大学生或地下党员受到伤害。
05、李卓然建后
自1949年春至1954年冬，李卓然始终稳居东北局常委要职，同时肩负宣传部长、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以及东北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等多重重要职责。在任职期间，他巧妙地团结了众多知识分子，积极推动教学改革，有力地促成了众多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的创建。与此同时，他以满腔热忱和卓越的才华激励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挖掘他们的潜能，使东北地区的文化艺术事业呈现出一片繁荣兴旺的景象。
1954年11月，李卓然肩负重任，应召进京，就任中宣部副部长及中央马列学院院长。遗憾的是，他上任不久，便不幸被诊断出患有严重高血压及并发心脏病，医者们预估他的寿命可能仅剩五年。在此之前，刘少奇等杰出人物曾担任过马列学院院长一职，凯丰也曾在此岗位声名鹊起，其参与遵义会议更是声誉卓著。面对病魔与生命的双重考验，李卓然毅然决然地挥毫泼墨，递交了辞呈，迫切表达了他对于离职的强烈意愿。在此期间，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领导层与李卓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力图说服他继续担任马列学院院长一职。邓小平向李卓然透露，马列学院将在“八大”后更名为中央高级党校，承担起培养党政军高级干部的重任，并强调李卓然是这一职位的不二之选。尽管如此，李卓然依然坚定初衷，坚决要求辞职，并建议中央选拔一位既具备能力又品德高尚的干部接替他的职务。
经过周密的考虑，中央高层最终批准了李卓然的辞职请求，并正式解除了他马列学院院长的职位。尽管李卓然依旧担任中宣部副部长一职，但他已不再直接涉足日常事务。这一变化使得外界有人误以为他因病卧床或不幸离世。然而，在1965年，空政文工团话剧《女飞行员》的演出现场，周恩来总理的突然出现，与李卓然的热烈握手，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在合影留念时，李卓然虽身处后排，却特意站立于一旁，为的是让其他同志能够获得更多的镜头。次日，这张照片荣登《人民日报》的头条，这才让公众得知李卓然依然健在。
解放之初，他接替了少奇同志的职务，肩负起马列学院（即中央党校的前身）院长的重任，后来又转任中宣部副部长。在中宣部的任职期间，他并未展现出显著的成就，鲜少发表个人独到见解。在“文革”的动荡岁月里，得益于周总理的关照，他在中宣部那些权倾一时的“阎王”中，结局相对较为平和，即便年事已高，头发花白。自延安时期起，他长期受高血压的困扰，常常佩戴一顶治疗用品。解放后，家中始终挂有毛主席的画像，或许在他内心深处，一直默默向毛主席讲述西路军的故事。
在对待功名利禄的态度上，李卓然所展现出的品质尤为令人敬佩。1955年，我国开始实行工资制，中央内部曾决定将他评定为行政四级，其待遇与副总理相当，并特别征询了他的意见。然而，李卓然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这一级别对他而言过高，与其实际情况不相匹配。在他的坚持下，最终他的行政级别被调整为五级。尽管从他的资历和过往职务来看，评为行政四级并不算过分，但他仍旧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谦让，这一行为充分体现了他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崇高境界。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无疑为全党树立了学习的典范，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效仿。
1989年11月9日，李卓然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载。中共中央对他的赞誉之词是：“我党初创时期的重要党员，中国共产党的杰出党员，历经磨难仍忠贞不渝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者。”这一评价可谓高度评价，重塑了李卓然的历史形象。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杨尚昆、万里等均亲自出席了李卓然的追悼会，而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亦纷纷献上花圈以示哀悼。李卓然离世之后，孙毅将军特地前往，为这位老战友题写了“淡泊名利、襟怀坦白”八个字。这八个字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李卓然的一生。